政讯通中心

　　12月1日，第36个“世界艾滋病日”，上海市新收犯监狱举办防艾宣传活动暨“胡水清工作室”交接仪式。

　　新收犯监狱的艾滋病专管监区关押着上海市所有成年男性艾滋病罪犯。自2005年以来，已经累计收押了艾滋病罪犯900多人。

　　民警胡水清去年退休，在上海监狱系统，他的名号响当当。从对艾滋病一窍不通，到成立“胡水清工作室”，成为大墙里的艾滋病防治专家、艾滋病罪犯的“胡爸”，18年来，他接手管理艾滋病罪犯，实现了零死亡、零事故、零传播，也见证了很多生命的蜕变。

　　每天早上7点半，吃过早餐，艾滋病罪犯会端起杯子，排队依次进入活动室。伴着耳边的轻音乐，他们从民警手中接过各色药片，吞咽后张嘴查验，再进入观察区等待。白蓝黄的小药片，是必吃的艾滋病专用药，有人有多种并发症，要吞下十几种药。

　　“艾滋病患者必须每天按时服药，养成良好的用药习惯。服药很有讲究，要保证‘送药到手、入药到口、吞下再走’。”民警小鲁说，长期服药很容易产生厌烦情绪，为此活动室布置得比较温馨，墙上挂着画，还放些舒缓的音乐，就是为了放松心情。

　　小小的一片药背后，艾滋病罪犯的管理和治疗已经走了很长的路。21世纪初，中国艾滋病感染救助情况不容乐观，国家要求司法机关对服刑人员进行全面普查，集中管理。2005年，新收犯监狱开始收押艾滋病罪犯，2016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在新收犯监狱设立艾滋病专管监区，对艾滋病罪犯进行集中管理教育。

　　胡水清就是此时调往这个监区的，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他根本不敢和家里说自己的工作调动。一开始，他总是噩梦不断。有一次夜里梦见自己被艾滋病人围堵追咬，惊醒后大喊救命，妻子也被吓醒，他只好谎称睡前看《动物世界》梦见自己被蛇咬了，从那之后，家里就不许看这档节目了。

　　临危受命后，胡水清和同事们为了搞明白“艾滋病到底是个什么病”，他们读了上百本有关艾滋病防治的书籍，记了近10万字的读书笔记，多次前往社会机构、医疗院所和疾病防控中心向专家求教。

　　2003年，国家启动免费抗病毒治疗，并推出了“四免一关怀”政策，CD4指数在200以下，就可以到当地疾控中心免费进行抗病毒治疗。CD4细胞是判断艾滋病人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正常成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至1600个，小于200个，就会发生多种机会性感染或肿瘤。

　　而监狱里尚未引入这一政策。胡水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服刑人员能够顺利接受抗病毒治疗。很快，经他报告申请，在上海监狱与公共卫生中心等诸多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上海的服刑人也顺利享受到了这一待遇。

　　但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拒绝服药和接受治疗的大有人在，很多病犯是在收监体检时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拿到诊断报告后无不惊恐万分。对生活的绝望、对自身的失望，让他们抗拒改造，一度破罐子破摔：有的用撞铁门、摔桌椅、砸电视来发泄；有的企图绝食自杀；有的自残，扬言要传播病毒；还有的拒不吃药，想骗取“保外就医”……

　　没人愿意以身犯险，与最“危险”的人朝夕相处。但对监狱民警而言，这是职责所在。为了拉近与艾滋病罪犯之间的距离，民警日常与他们接触时，不穿防护服、不戴口罩，还主动走到他们中间，和他们面对面交流。小鲁说：“艾滋病病毒在空气中不传播，管理时不应该再让他们感到被歧视。”

　　与结核、霍乱等古老的传染病相比，艾滋病的历史十分年轻。距离第一例艾滋病病例被发现已42年，人类在这场斗争中所学到的，既包括科学上的不懈探索，更有团结起来战胜病毒的决心和大爱。

　　艾滋病罪犯吴某被押送进监时，骨瘦如柴、精神恍惚，后脑勺大片掉头发，出现了斑秃。他曾是货运司机，收入相当可观，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因为“以贩养吸”，他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父母妻女都和他断绝了关系。在监狱经过抗病毒治疗后，他的病情好转，改造更加积极，也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这样的故事很多，有的艾滋病罪犯从进监狱时的七八十斤，慢慢恢复到正常体重；有的得知患病后，经历了恐慌和暴怒，也不得不接受事实，开始配合治疗；有的出狱后结婚生子，孩子很健康。

　　但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好结局。服刑生涯即将结束，吴某即将重获自由，却在距离刑满释放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因糖尿病并发症突然双目失明。通过监狱民警的努力，终于联系到他的叔叔来接他。

　　艾滋病专管监区副监区长汤慧杰从胡水清手中接过了“胡水清工作室”的牌匾。

　　12月1日的活动结束后，新收犯监狱的民警发来消息，艾滋病监区的部分干警家属还不知道他们在从事专管工作，请留意不要公开他们的照片。

　　这份担心，这么多年来依然存在。1998年出生的小鲁，是胡水清的徒弟，目前专管监区最年轻的民警，他也没有和父母提过自己的具体分工，“刚知道要去艾滋病监区时，我特别害怕，想了很多，犯人不服管怎么办？感染了怎么办？不想让家人操心。”

　　“刚和罪犯接触时，大家心理上都有波动，都是担心职业暴露。但艾滋病不是洪水猛兽，只要规范操作，我们完全可以避免风险。”胡水清说，为此，他们编写了一本16万字的《艾滋病犯实务与操作手册》，对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都做了预案。

　　在监区领导和师兄前辈们的帮助下，小鲁渐渐打消了疑虑，逐步成了教育矫治艾滋病罪犯的行家，生活中还经常进行艾滋病科普。

　　为什么要为“坏人”付出这么多呢？小鲁说：“上海监狱的理念是‘把大墙内的人改造好，让大墙外的人生活好’。在艾滋病专管监区，我们有多重角色，既是民警和‘医生’，也是‘父母’和‘朋友’，要执行刑罚，管理教育，也要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这是监狱民警的责任和对社会大众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