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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艳

　　从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到团圆赏月的悠久习俗，中秋节凝聚着幽深绵长的家庭观念，蕴藉着真挚深厚的家国情怀。传承和弘扬以中秋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是延续文化基因、增强文化认同、展现文化魅力的重要途径。

　　我国传统节日类非遗的法律保护主要体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将部分传统节日列入全国的法定节假日，赋予其法律意义。目前，我国已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四个法定节假日。二是将部分传统节日列入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保护。目前，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三是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行政立法形式对传统节日进行保护。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其通过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习惯节日放假办法》将“壮族三月三”作为广西的少数民族习惯节日，在此期间，所有公民享有两天的假期。

　　审视我国传统节日的法律保护现状，笔者认为，传统节日保护工作正面临五大挑战：第一，纳入法定节假日的传统节日数量过少。我国法定节假日体系目前仅包括四大传统节日，它们虽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情感，但并不能充分展现我国传统节日体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第二，传统节日的保护工作显现出不平衡的态势。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是一项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政府保护政策的制定赋予了部分传统节日以正当性和合法性，但传统节日根植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作为非遗的持有者，他们却常常缺少与其身份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参与度。

　　第三，传统节日类非遗的整体性保护不足。法定节假日的规定肯定了传统节日的岁时性，但作为特定文化空间内的群体性传承活动，传统节日脱离不了其物质载体和非物质内涵的双重支撑。

　　第四，政府主导与民间传承的保护机制不协调。实践中，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策略有时会与民间传承的保护方式产生张力。例如，政府举办的传统节日类非遗表演活动，常在时间、地点、形式乃至核心内容上“修改”了民间的传统做法。

　　第五，法律救济途径有待完善。随着时代变迁，一些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开始侵蚀传统节日习俗的纯粹性。甚至在某些地区，由于环境保护等因素，很多传统习俗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引发了关于保护与传承的广泛争议。

　　2023年12月，春节（农历新年）正式成为联合国假日，这一举动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当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关键要素。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完善传统节日类非遗的法律保护，应从如下几点出发：

　　一是加强对传统节日与其文化空间的整体保护。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也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对于传统节日类非遗的保护，在关注其核心精神及表象的同时，应当注意对其所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系统进行整体保护。

　　二是加强对传统节日与其他种类非遗的统筹保护。例如，春节期间喜庆吉祥的节日氛围，离不开剪纸、皮影戏、舞龙、舞狮等非遗的烘托与助力。反之，这些艺术形式也需要春节这一重要传统节日来展现其独特魅力。

　　三是注重对传统节日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例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端午节既包括赛龙舟、包粽子等习俗，同时也与龙舟、艾草、香囊等物质文化遗产紧密相关。因此，传统节日的保护不仅要关注并传承其相关技艺、习俗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还需重视相关传统物品的原材料保护与制作工艺的复兴。

　　四是构建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多方配合的传统节日保护模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是非遗保护工作中所秉持的一个核心理念。这种主体性建设离不开政府政策制定与资源调配的核心作用，也离不开学术研究的理论支撑，更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

　　最后，提倡将传统节日类非遗与现代文化产业相融合。以浙江省为例，在杭州非遗主题酒店兴起之际，当地政府迅速作出响应，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酒店和民宿评价规范》的地方标准，促进非遗第三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传统节日从仪式性活动向日常生活的转变，并催生了新的社会消费热点。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