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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底的广东，潮热得令人烦闷。

　　但坐在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调解室里的陈伯，拿着回迁协议，心情却无比轻松。

　　“等了26年，终于能住进自己家了。”

　　26年前的阴差阳错

　　“要是没有那起车祸就好了。”

　　1998年，陈伯与弟弟跟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拆迁协议，不料在抽签选房子回迁前夕，陈伯的弟弟却出了车祸。

　　那几年，陈伯无暇他顾，一心扑在已成了精神残疾的弟弟身上，带弟弟四处求医问药、打工挣医药费……等回过神来，第一批和第二批回迁房抽签都已结束了。

　　陈伯联系到开发商，却被告知回迁的楼盘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房子看了一些也都不满意。

　　“通知了两次都不来抽签，总不能一直等他这一户，公司需要回流资金，该卖的房自然得卖。”开发商的答复也在情理之中，但陈伯坚定认为是对方违约，没有妥善安排他们回迁。

　　为此，陈伯多次上访，要求开发商提供一套符合他要求的房子，不然就要赔偿，赔偿金一度高达300万元。有关部门多次从中调和，但又逢开发商资金周转愈发困难，一遇到陈伯就恨不得躲得远远的，每次都不欢而散。

　　“只能调解，也只有调解”

　　今年3月9日，陈伯到潮阳法院起诉开发商，要求开发商支付原来各方协定的回迁安置费和1998年至今的补偿安置费共70万余元。

　　即使陈伯降低诉求金额，法院立案庭法官陈巧利收到起诉状时，依然觉得十分棘手。

　　时隔多年，补偿安置费持续叠加，开发商能拿得出手的房子和钱却越来越少，双方矛盾缠成死结。再加上早已过诉讼时效，物权确权又涉及多个方面，无论是驳回起诉，还是尝试通过漫长的审理厘清案情，一旦处理不当，都会衍生诸多纠纷。

　　这个26年前的遗留问题必然要解决，但是怎么解？

　　“只能调解，也只有调解”。潮阳法院分析认为，案涉多种复杂因素，不是法院一家能够解决的，必须依靠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大调解”工作机制合力化解。

　　在潮阳区委政法委的牵头领导下，潮阳法院成功联合街道综治办、回迁楼盘所属的居委会等部门，摸清了26年前拆迁的相关事项、楼盘现状、陈伯与开发商各自的具体情况。

　　自此，陈巧利心中有了几分把握：“要为双方搭建起沟通的平台，让诉求回归理性”。

　　法官“淘”到了好房子

　　因双方分歧太大，陈巧利决定先“背对背”调解，从明确双方法律责任开始。

　　“没有安排他们回迁确实是你们违约，这个楼盘里本就应该有他们一套房，这是你们无法逃避的责任。”

　　“前两次抽签都是你们放弃了选择的权利，现在又过了诉讼时效，打官司很难打赢。”

　　听着法官的分析，开发商认识到法官没有一味偏袒老人，随即表态愿意听听法院的方案，但坚持只给房不给钱。

　　而另一边，陈伯听明白道理后，开始翻来覆去说他这些年在外怎么租房照顾弟弟，不仅花费多，还要经常搬来搬去。

　　从陈伯的诉苦当中，陈巧利能听出他内心还是更想有一套可以安享晚年的房子。

　　既然一边只给房，一边想要房，那问题的焦点还是房子怎么选。

　　“不如想想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房子。”面对法官的耐心引导，陈伯考虑许久，提出最重要的一点：“我弟弟是残疾人，我也老了，房子一定要是低楼层的。”

　　口子打开了，接下来的沟通就顺畅许多。

　　在法官的介绍下，陈伯充分了解当前房产市场和开发商房源情况，逐步明确选房需求的优先级。开发商也十分配合，让法官和街道综治办、居委会工作人员随时可以到现场看房，根据老人家的生活需求仔细筛选，要低楼层、采光好、安静一点……

　　“陈伯，我们帮你找到合适的房子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有限的房源里，法官成功“淘”到了“宝贝”。

　　现场看了，陈伯实打实地满意了，开发商也愿意退让一步，不要求陈伯再补差价，双方快速就回迁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两周后，陈伯和开发商工作人员回到潮阳法院，正式签下回迁协议。

　　“我们会安排人装修和清理，手续办好就可以搬进去了。”开发商工作人员拍着胸脯说。

　　“这下好了，搬新房啦！”

　　去年以来，潮阳法院深度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找准法院定位，强化多元共治，以“如我在诉”的意识，推动1727起纠纷在诉前实质性化解，着力构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好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