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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六月的一天，初夏的午后飘起了蒙蒙细雨。我在上海某监狱的门口，第一次见到了这起金融借款纠纷的被告黄某。

　　她搀着婆婆，穿过人行道缓缓走来，瘦瘦小小的身影，和电话里颇为强硬的语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本文图片均为“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图

　　“不可能！我每个月都往还房贷的卡里转3500元，你们是骗子吧。”“是不是看我老公‘进去’了，要把我的房子搞走？！”我回想起第一次打电话给黄某时，被当成了骗子。因为黄某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每月都按时还房贷，为什么还被银行以房贷逾期不还为由，起诉到我所在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而案件的起因，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房贷逾期，被告“消失”了？

　　去年下半年，一个特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断供房贷将近一年，丈夫李某和妻子黄某被银行起诉，主张剩余未还贷款全部提前到期，并要求实现抵押权。案涉的房产是一套位于市区的二手房，面积40多平，是丈夫李某在2016年买入，向银行抵押贷款了60万，妻子黄某是共同抵押人。

　　通常房贷类的案件，借款人都会积极应诉，争取筹钱保住安身之所。然而，这个案子的被告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法院向被告户籍地、抵押物房产等地址邮寄的诉状，都无人签收。

　　丈夫李某的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妻子黄某的电话打过去要么关机、要么就是无人接听。多方查找，也没有两名被告的其他有效联系方式。如果还是联系不上两名被告，是不是只能依法公告送达后缺席审判？

　　这种房子通常是自住的，每个月3000多的房贷也不算很高，不到山穷水尽，没有家庭会舍得放弃房子。我要尽快找到被告，在判决前，争取给他们和银行一次面对面协商的机会。

　　“李某的手机一直关机，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长期关机？”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李某会不会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我立马着手查找关联案件，果然几年前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根据服刑时间，现在应该还在监狱。我很快和监狱取得了联系，确认了李某的确在服刑，难怪之前所有的联系都石沉大海。

　　李某找到了，那么另一个被告，他妻子黄某呢？我和助理、书记员不死心，连续几天早中晚，用不同的电话拨打黄某电话。同时着手联系李某刑事案件的执行法官，看是否能联系到黄某，并打算在开庭前，再上门实地查看情况。

　　“嘟……嘟”，当我已经记不清第几次拨打电话时，这次，电话接通后安静了一会儿，随后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每月按时存钱，银行却不能扣划房贷？

　　“不可能！我每个月都往我老公还房贷的卡里转3500元，你们是骗子吧。”当我向黄某表明身份，并告知诉讼的事项时，黄某的情绪异常激动。她坚决否认房贷逾期的事，“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道理还是懂的。我明明还钱了，你们别想骗我。是不是看我老公‘进去’了，要把我的房子搞走！”

　　这次通话，我才得知黄某来自偏远地区，很早出来打工，嫁给丈夫后就扎根在了上海。几年前丈夫入狱后，她白天照顾孩子，晚上在餐馆打零工。因为担心被人看不起，刻意回避老公在监狱的事，一般陌生电话从来不接。难怪我们之前怎么也找不到她。早早出来闯社会的她，可能是因为生活的艰辛，身上似乎包裹着一层硬壳，和她正常的沟通，几乎都是被“怼”回来，最初的沟通相当艰难。

　　由于黄某坚称按月往李某的卡中还款，但是又不提供任何证据，我通知原告，再去拉一下最新的银行流水。一查却发现，就在近期，卡内一次性扣款4万余元，已将拖欠一年的房贷全还上了。“为什么银行之前不按月扣款，现在又一次性扣款？难道是系统出现故障？”不单单是我，银行的代理律师也很纳闷。

　　“这么反常，会不会也和李某的刑事案件有关？”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账号被查封的可能性很大。带着疑问，我几番查证后发现：原来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外，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刑事判决生效后，执行法官依法对李某的银行账户进行查封，所以钱款只进不出，房贷无法划扣。直到最近，家属把30多万罚金凑齐，该账户解封，银行系统才一次性扣除了全部的逾期房贷。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既然逾期的房贷已经还上，银行也可以撤诉了吧？本以为案件可以画上句号，没想到银行的代理律师表示，银行内部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对于起诉和撤诉，都有严格的管控。本案逾期欠款虽然还清，但李某涉及刑事犯罪，才导致账户查封、还款逾期，目前在服刑也没有还款能力，一旦账户上余额不足，很可能再次违约。

　　李某已经触发了合同的违约条款“借款人因涉及重大诉讼案件影响还款能力，银行有权主张贷款提前到期。”银行不同意撤诉，官司还是要打下去。

　　“你是法官，你去查嘛！”

　　有了庭前的基本调查，我决定组织原、被告开庭，地点就定在被告服刑的监狱。于是，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原来，黄某担心自己看不懂笔录，怕被“骗”了，所以把婆婆也带来了。但根据监狱的规定，当事人以外的人员不得进入。

　　“你要真是不放心，一会儿你见到你老公，让他读给你听，没问题了再签字。”我有点无奈地笑着对她说。

　　进入会见室，李某在狱警的看守下已经在里面等候。隔着厚厚的玻璃，见到许久未见的妻子，他立马直起身子，原本低着的头也抬了起来，眼神中满是关切，“你最近怎么样？女儿好吗？上学了吗？”夫妻两人彼此关心着对方的日常。

　　“我每个月都用手机往卡里转钱，凭什么要把房子收走？”黄某边说边激动地站起来。

　　“你别急、你别急，不是有法官在嘛。”李某挥挥手示意妻子坐下，不好意思地说，“法官，我老婆脾气急，你别介意。”

　　的确，黄某一下子很难理解银行为什么要起诉，钱不是明明存进去了吗？查封的账户，为啥连房贷都不能扣？对于什么是“谁主张谁举证”，怎么证明每个月向老公账户转钱，她也一概摇头，“你是法官，你去查嘛！”。

　　“既然是手机转账，那我们通过网银，现场对一下账吧。”我指导黄某操作手机银行，将黄某的每一笔转账记录与银行提供的还贷明细一一核对，她确实每个月向李某的还贷卡转账，主观上没有拖欠的故意。

　　在庭审中，我不断向黄某解释，为什么房贷会逾期、银行起诉的理由是什么。“你看，刑事案件账户查封期间，即便你定期存钱，银行也不能划出资金。而且借款人只有你老公一人，银行也不可能直接到你账户上扣款。”加上李某在旁劝说，黄某的态度明显缓和，也慢慢理解了逾期的事实和原因。

　　“房子收走，我和女儿就没有家了！”

　　庭审刚结束，黄某就拉着我，反复地说：“法官，你帮帮忙，你去和银行说说。我老公已经‘进去’了，要是房子再收走，我和女儿就没有家了。”

　　因为丈夫入狱，这个小家已经风雨飘摇，瘦小的妻子一个人扛起了照顾婆婆、抚养女儿的重担。除了在餐馆打工，她还在40平的房子里，腾出一间卧室出租，贴补家用。

　　从法律上讲，这起案件法律关系明确、事实已经查清。根据合同认定被告违约，存在法律和事实的依据。但黄某每个月都按时打款，如果不考虑案件的特殊情况，直接因违约判决提前收贷，情理上难以得到当事人的认可，也很可能成为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庭审后不久，我收到了李某从监狱寄来的一封信，“请法官考虑我目前实际家庭情况，再次恳请法官，我们没有任何恶意拖欠还款的行为，保证以后每月按时还款。”这起案件不仅承载着李某对家庭未来生活的希望，更承载着一家人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想要保住房子，需要一次性掏出60万，以李某家现在的经济状况，根本凑不出来。而如果进入执行程序，母女俩没有其他住房，房屋内还有租户情况下，房产执行也困难重重。如果机械适用法律，矛盾会不断发酵扩大，当事人很有可能上诉、申诉、执行异议，造成“一案结、多案生”的局面。

　　我翻着手中的信纸，隐隐担忧：“要是房子真没了，李某出狱后，会不会‘重操旧业’，又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个家又将何去何从？”

　　“季法官，谢谢你！”

　　那段时间，监狱门口婆媳俩撑着伞缓慢前行的画面、会见室里小夫妻见面的场景，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而下班路上，苏州河两岸的万家灯火，总让我想起，这家人的归宿在哪里？

　　我想，只有在法律框架内，促成当事人调解，实质性解决争议，才是纠纷化解的最佳方案。对于黄某，要用善意解纷换取她的信任。而对于金融机构，要从法理、情理、社会效果等多方入手开展调解工作，才能实质性化解矛盾。然而，银行内部有严格的风控机制，让银行接受调解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和银行代理律师多次电话、面谈，反复释明：账户查封的确导致违约，但被告主观上并无拖欠的故意。李某虽然犯罪入狱，但黄某作为共同抵押人，一直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行为。“既然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已经纠正，即便判决，也要考虑到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和维护交易稳定性，本案中继续履行合同对双方都有利。”同时，我又指出了后续执行的难度：“即便进入执行，被执行人没有其他住房，房子里还有租户，清场也很困难。”

　　原告银行也高度重视、大力推进，几次内部讨论，既要确保内部合规，也要兼顾法理人情。在与双方反复沟通调解方案的日子里，我悬着的心始终没放下，一边主持调解，一边开始草拟判决。

　　终于，在审限的最后一天，银行确认了最终的调解方案。被告李某、黄某按照合同的约定继续按月还款，今后如有任何一期逾期，全部贷款提前到期。

　　当看到黄某拿着笔，很用力地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季法官，谢谢你。”黄某在签完调解书后对我说。那个电话里剑拔弩张的她，在轻声开口的一瞬间，我明显愣了一下。我想，她一定是感受到了司法的公正与温暖，而将身上包裹的那层“硬壳”，慢慢放下了。

　　房子保住了，让居者有其屋

　　案件虽然办完了，却引发了我更深入地思考，一起案件背后是一个群体，房子关乎到一个家的安稳，“老百姓有安全感，社会才有安定感”，尽力保障购房者的利益，不能仅仅依靠诉讼解决全部纠纷。跨前一步，在纠纷进入法院前，可以最大限度发挥金融机构化解纠纷的力量。

　　“对于类似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银行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划分风险等级，综合考虑客户的还款意愿、家庭情况、面临困难及还款能力，如果风险等级较低或在可控范围内，先行协商。对于涉及重大诉讼违约条款，应当在个案中具体衡量借款人的履行能力和意愿，决定是否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调解结束，我向银行建议道。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本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

　　“你最近怎么样？每个月都在还贷吗？”两个月后，我再次拨通了黄某的电话，“法官，谢谢你！你放心，砸锅卖铁，我也一定会还房贷。”黄某说。

　　我很庆幸，正是当初的不放弃、多找一找、多做一些，成为了这个家庭的“转折点”。值得欣慰的是，房子保住了，服刑的李某有了开始新生活的希望，孩子有了安稳的成长环境，一家人的生活也慢慢步入正轨。

　　“让居者有其屋”，我想，我要守护的不仅是那个遮风挡雨的房子，还有一个个家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下班路上，又一次经过武宁路桥，苏州河两岸的万家灯火，就像夜空中闪亮的星星，而我就站在桥上，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一盏盏灯火，很温暖。

　　在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中，金融审判可能只是冷冰冰的“利益”和“金钱”之争。但一个个金融纠纷的背后，可能是一个安家的梦想、一个人一生的积蓄，一群为了幸福努力打拼的人。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内协调利益冲突，寻求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案，努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稳定，让裁判在尺度之外更显温度，是我们金融法官深层次思考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