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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３８８），著名的淝水之战五年之后，当年统领东晋军队以弱胜强，以八万人马勇胜前秦百万大军的征讨大督都谢石病故。循例，朝廷下令礼官议论谢石的死后谥号，以对其一世功过予以盖棺论定，昭之后世。太学博士范弘之提出，谢石的谥号应赐为“襄墨公”，引起朝野震动，因为按照《谥法》，“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如果范弘之的提案通过，谢石即使功劳再大，也将永世不能遮掩他曾为贪官的人生败笔。

　　那么，谢石其人倒底功过几何？先来看看范弘之的提案理由。范弘之首先提到谢石的家世：“石阶藉门廕，屡登崇显”。谢石出身于随同元帝渡江的世族陈郡（位于今河南境内）谢氏，至其兄谢安“东山再起”担任宰相，这一家族已与琅琊王氏比肩而立，世称“王谢”，唐人诗句“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透映出史上这一时期谢家的盛况。谢石入仕为官后升到尚书仆射的高位，其职“总司百揆，翼赞三台”，确实凭藉了几分门第的荫助，但据《晋书·谢石列传》载，他曾在征伐句难的作战中立有军功，并“以勋封兴平县伯”，已显露了一定的军事才能。鉴于范弘之身为名儒，一向正直清高，故而他对谢石生前为官“闲练庶事，勤劳匪懈，内外佥议，皆曰与能”的评语，亦非空穴来风，或是殉赠死者的溢美之辞，可以视为谢石曾经为官勤勉和确有一定执政才干的写照，
谢石一生最大的功绩，便是统领晋军打赢了名垂中外战史的淝水之战。太元八年 (公元383年) ，以氐族人符坚为首的前秦国在先后荡平前燕、代、前凉，基本完成北方统一之后，集结步兵60万、骑兵27万、羽林郎（禁卫军）3万，共90万大军从长安南下，并水师7万从巴蜀顺流东下，向东晋首都建康进军。符坚临阵狂言：长江天险算什么？“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大敌当前，谢石在其兄谢安举荐下，从尚书仆射转任征讨大都督，以其侄谢玄为前锋都督，谢琰（谢安之子）为辅国将军，北上迎击秦军主力。谢家军渡过淝水（今安徽寿县东南）与前秦大军背水一战，结果竟以弱兵大破强敌。淝水之战从危亡边缘挽救了东晋政权，并使强大的前秦随之瓦解，长期缓解了北部边防压力。《晋书·谢安列传》载：淝水之战捷报送来，宰相谢安正在与人下围棋，阅毕将战报往床上一放，“了无喜色，棋如故”。客人急切探问，他才故作淡定地说：“小儿辈遂已破贼。”很多人据此将淝水之战功劳都归于谢琰、谢玄两位子侄辈小将，认为领衔征讨大都督的谢石作用并不大。其实，淝水之战更多体现为交战双方心理层面的较量，而当初在大敌压境、举国震恐的时刻，正是谢石从符坚遣来劝降的晋军叛将朱序口中，得知百万秦军尚未会合的情报，从而坚定了果断迎击的决战勇气。背水一战时，又是朱序安照与谢石事先的默契，在秦军主动后撤时高喊“秦军败了”，造成敌军内部信息紊乱、情绪恐慌，形成兵败山倒的溃退狂潮，晋军小将们才得以乘势追击，退敌千里。这些细节在《晋书·朱序列传》中均有记载。范弘之将谢石此役贡献总结为“当淮肥之捷，勋拯危坠，虽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时立功，石亦与焉”。其中的“皇威遐震”、“狡寇天亡”是出于封建时代对皇权天威的吹捧，读来固然有些可笑，但说谢石在拯救时局于危坠的斗争中功不可夺，还是相当中肯的。

　　范弘之给谢石总结的第二条功绩，是开办教育：“开建学校，以延胄子，虽盛化未洽，亦爱礼存羊”。据《宋书·礼志》载，谢石在这方面有过两次善举，一次是在淝水之战第二年，已因功升迁为尚书令的谢石向晋孝武帝建言，请求“兴复国学”，在各州郡“普修乡校”，以便训导后世子弟。晋孝武帝采纳其言，“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另一次是在又过了五年以后，清河人李辽上表请求修复孔庙，恢复讲学，晋孝武帝下诏同意，并敕命修葺位于兖州鲁郡（今山东曲阜）的孔府，恢复旧有装饰规制，尚书令谢石不仅大力玉成此事，还布出家资，带头予以捐助。至此，谢石在文治武功两方面都有建树，自然当得起“有功曰襄”的襄字。

　　但范弘之紧接着话锋一转，口气陡然变得严厉，指出自古良臣贤辅要么“以道事君，侃侃终日”；要么“厉身奉国，夙夜无怠”。对下则“爱人惜力，以济时务”。做到这些才可以“免惟尘之议，塞素餐之责”。而谢石位居朝廷高位，其行为背离职守，有四个“不可谓”：一、“任则论道，唱言无忠国之谋，守职则容身而已，不可谓事君”；二、“货黩京邑，聚敛无厌，不可谓厉身”；三、“坐拥大众，侵食百姓，《大东》（《诗经》中一首怨刺王室压榨百姓的民歌）流于远近，怨毒结于众心，不可谓爱人”；四、“工徒劳于土木，思虑殚于机巧，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縻于丝桐，不可谓惜力”。范弘之认为，鉴于谢石身上有这些“人臣之大害，有国之所去”的污点，因而他的谥号中应加上一个“墨”字，以警后世。

　　关于谢石的种种过失，《晋书·谢石列传》中，只说他在官居高位后“聚敛无餍，取讥当世”。至于他如何聚敛，时人又是如何讥笑他，并无细节记述。列传中说到他“以公事与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长”，两人闹到不能相容共事，各自“乞还私门”、辞职不干的程度。谢、王二人的矛盾，自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晋书·王恭列传》有记载说：“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籓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这也许就是二人结怨的原因。道子即晋孝武帝的同母弟司马道子，实为一介不务正业、贪腐至极的酒徒。谢石身为尚书令，在朝廷中“居端右之重”，居然跟这个恶棍亲王混在一起酗酒作乐，大唱淫肆之歌，无疑起到误导群臣、坏乱朝纲的带累作用，实在是应该批评。谢石不听劝诫，反生怨怼之心，在他身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典型的腐败症候。此时其兄谢安已不在世，晋孝武帝司马曜对此事的处理则是和稀泥，对谢石的问题不予深究，对他的称疾请辞也不予准奏，还特准他依先例“于府综摄”，在家中办公。谢石最终六十二岁死于任上。王恭是晋孝武帝皇后之兄，孝武帝司马曜对他“深相钦重”。以王恭之力，在谢石生前尚且搬不倒他；范弘之一介儒生，在谢石身后议谥时所作的提案因“朝议不从”，未被采纳，也就在意料之中。

　　尽管朝廷最终决定对谢石“单谥曰襄”，但这位“襄公”的种种劣迹，却因范弘之的直言谏议而留在史册中，永远不可抹去。中国古代的谥法起于周朝，它与史官修史一起成为约束君臣生前行为的有效手段。中国士人自古不讲“怪力乱神”，贪官污吏也全无对“地狱”和“末日审判”的恐惧，除了生前的制裁之外，他们最怕的就是得到身后恶谥和史载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