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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2020年岁末，已在全国开展近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迎来收官战。3年来，随着大批涉黑涉恶分子纷纷落网，各地社会治安和市场经营环境大为改善，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但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案例提醒我们，扫黑除恶越到最后阶段越不能掉以轻心，“最后一公里”还要谨防“放水”，否则扫黑除恶的成果将被腐败分子毁于一旦。
前车之鉴并不遥远：2002年，被判无期徒刑投监后，山西太原涉黑组织头目、绰号“小四毛”的任爱军竟然在监狱里享受起“帝王”待遇：不仅住单间、开小灶、用冰箱、玩电脑、用手机，甚至还有专门储存东西的仓库。蹲监狱成了“住宾馆”，看守人员成了“服务员”。
嗜赌成性的任爱军在狱中甚至还用电脑参与赌博，赌资上千万元。不仅如此，在狱中他还“想打谁打谁”，任爱军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服刑人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王某自焚，导致全身90%面积烧伤。
斑斑劣迹的任爱军竟多次被记功、表扬，积分多到用不完，数次被提请减刑。不仅逢减必减，且每次都得顶格去减，某次立功减刑中，按照相关规定最多减3年，他竟然对有关部门违规给他作出的减刑2年6个月不满意，最终一次减刑3年。被判无期徒刑的他，实际服刑仅10年2个月就于2013年回归社会。任爱军出狱后立即重操旧业，涉黑涉恶，欺压、残害群众，在太原市形成重大影响，直到2018年才再次落入法网。
这不是孤例，近年来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也屡见报端。他们以“保外就医”等名义，逃避处罚，将已经判决生效的刑罚全部或绝大部分在“纸面”上完成。
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都发生在社会视线难以关注到的“高墙之内”。
多年来，公安部门侦办、法院审判的案件中，除正常的监督机制外，还面临受害者、原被告和社会的监督。而执行环节的监狱处在“高墙之内”，封闭独立，缺少社会和被害者的监督，一旦程序监督失灵，枉法现象将难以避免。
纵观“小四毛”案件始末，对任爱军违法减刑问题中，相关政法单位均不同程度存在弄虚作假、虚位监督、徇私舞弊等问题。
在任爱军减刑问题上，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从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分管副局长、重要处室部门负责人，到监狱长、监区长、监狱管教民警，大量人员违纪违法，形成系统性腐败。他们在金钱女色诱惑和黑恶势力威慑面前，丧失了政治信念和立场，曲解法律、徇私枉法，为任爱军减刑创造条件。
这暴露出司法系统部分领域“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为滥用职权提供土壤。以此前的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为例，从省局领导到监区领导，多由系统内部产生，他们以老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圈子，相互依托。在这些不良氛围的浸染下，本应起到审判监督作用的法院和检察院也层层放水，从院长、分管院长、法庭庭长到主审法官全部枉法裁定。
而一些监督的“内控程序”等却出现了制度漏洞。山西省监狱管理局为了便于监狱管理和改造危顽罪犯，2003年形成的对涉黑类罪犯集中轮换关押场所的不成文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却成为规避公示、违规减刑的手段。严重违反监规、充当牢头狱霸的任爱军，在前一个监狱获取弄虚作假得来的奖励积分和减刑证明材料，到下一个监狱操作减刑，反倒成了减少质疑、规避作假被发现风险的“高招”。
随着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步入后期，大批涉黑涉恶人员将被判刑投监，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避免“后扫黑阶段”公平正义在“高墙内”退步，保障扫黑效果，必须加强监狱等执行环节的监督管理。
“严打”“重判”绝不能“轻坐”，扫黑“最后一公里”更不能“放水”。必须完善“不能腐”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杜绝减刑假释等环节出现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让阳光照耀“高墙”，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惩罚。
同时，有关部门对屡屡引发社会质疑的“纸面服刑”“保外不医”等非正常现象，应及时进行“体检”、调查，对发现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违法问题，一追到底，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震慑效应，遏制钻制度“空子”的违法乱纪行为。